有多大基础货币缺口，央行就注多少水，不会更多，也不会太少。
如果说这个经济，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风险是我们自己政策犯错的风险。你比如说去年，到最后两个月的时候，大家传的，有说持了四年的股，赢利两个月全回来，那也有持了四年的小盘股，两个月全吐回去对吧？如果在一个市场比较好的，情绪比较好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的转换，没有挤踏问题。
为什么会说再一次的预期央行降息降准呢？还是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次降？为什么全世界各国的央行，都在做类似同一个动作？那这里还是回到通胀不见了，在我们这个油价还没有下跌的时候，当时大家还有对今年：2015年通货膨胀2.6，甚至靠3的一个预期。但是我们犯错，为什么会呢？可能一些舆论，讨论，就是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了，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过去。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些制度性的建设，我们看到一些萌芽吧，那我觉得今年可能是最重要的落实年。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一点？是降息？现在有人说是降准，其实央行也说，他还有好多别的工具，但是我们在市场上要看到的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从储蓄端，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有将近三个百分点的正利率，而在企业贷款端，不应该现在是保持一个十个百分点，甚至以上的正利率，所以央行所有的操作，最终的检验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把市场的利率降下来。您认为今年人民币汇率可不可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贬值压力？ 梁红：市场预期人民币贬值，但其实还有一个降息的预期
近期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物价上涨率趋近于零。另一方面，M2的规模从2000年的13.8万亿元扩张到2014年的122.8万亿元，为此前的8.9倍，对GDP的比例从业139% 上升到 193%。2014年央行创设了大量流动性工具，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去年以来，中国通缩风险不断累积，究其原因来自供给面的冲击难辞其咎（国内的产能过剩与国外的大宗低迷）。这不仅可以注入长期基础货币，弥补基础货币缺口，还可以定向降低银行按揭贷款成本，达到支持地产销售的目的。（当然近期人民币汇率急剧贬值触及下限另当别论）。例如，企业盈利增速放缓，会削弱企业增加雇佣的意愿。
其平抑人民币汇率大幅跳水的举措，对中国国内货币市场流动性会带来潜在的收缩效应。其次，央行仍在使用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但由于投放流动性期限偏短（比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再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这些流动性注入方式可能会加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但市场对央行是否会持续降息，什么时候再度降息的分歧仍然较大。央行全面降准之际，本文再次提示中性特质，希望可收忠言逆耳之效。此时再言货币政策中性，似有不合时宜之嫌。
这虽会激起注水不及时、分配不公平的无尽争议，但却能有效提升央行对商行的话语权和掌控力——这种流动性的结构性短缺，也许正是央行喜闻乐见的。非制造业PMI中的就业指数也从2011年的相对高点开始出现系统性下滑。而财政和其他方面改革尚在进行当中，难以指望这些经济主体自发地削减债务，因此需要央行维持中性偏紧的货币环境去倒逼去杠杆。中国央行维持中性略偏紧的货币环境，其实还有进一步的诉求，这主要关乎对去杠杆的适宜货币环境的判断。
如果就业出现较大问题，那么政府容忍经济增速下滑的定力可能就会打个折扣。2012年以来，无论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还是工业增加值中跟下游消费相关的行业增速都下了台阶。
市场的倾向性诠释本无可厚非，降息既出，遑论中性？经济下行，怎能谨慎？直到降息两月之后，降准再次来临，才终于给了市场一份意料之中的惊喜。前者说的是价格工具中性，后者说的是数量工具中性。
因为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才是国内基础货币的真正来源，所以央行退出常态式干预也就意味着，央行要在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与更主动地投放国内流动性之间做出权衡。央行甚至倾向于看到阶段性的中性略微偏紧的流动性环境。2015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这一特征有望进一步加强——尤其考虑到今年地产投资下滑仍是经济中最大的不确定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在定向支持房地产销售上有所创新。如果重现2009年的宽松货币环境，那么杠杆率攀升势必会卷土重来。这么大量级的一个缺口，光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填补压力太大。去年11月的非对称降息有效降低了存量融资成本，有利于债务存续。
定向国开行的抵押补充贷款（PSL）仍在进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也开始在商业银行试点，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例如MLF）更频繁使用，都是央行将基础货币投放与商行（国开行）放贷更好结合，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举措。可见，央行一再强调要保持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其实就是锚定着这个基础货币缺口量体裁衣。
但由于未能明显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对于降低新增融资成本的意义非常有限。二是基础货币总量中性，流动性注入只为弥补缺口。
目前央行已经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这本质上与PSL是一样的。降准能够提升货币乘数，恰恰构成了一种抵补效应，也能解决其他流动性管理工具期限偏短的问题。
那么，如何理解当前货币政策的偏中性特质呢？ 中性货币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实际利率中性，降息旨在应对通胀下滑。然后，降准对冲外汇占款消涨的中性特征更趋明显，对此大体上是没有太多争议的。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货币政策貌似宽松，实则偏中性的基调，也造成了市场预期与央行实操间的错配。政府稳增长预期减弱，会导致企业重新调整用工决策（更快地裁员，更慢地雇佣）。
如果此时降息，降低中外利差反倒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且2015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在即，早降亦比迟降来得更为自在。可见，央行对降息仍属中性货币政策的辩解并非全无道理。
但市场所忽视的，恰恰是货币政策决策逻辑可能已然生变。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4年上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中表示关注中国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问题，并提出是不是在这方面信贷如果继续扩张的话，会使这种杠杆率进一步提高，这是值得大家担忧的一个现象。
当前有欧洲国家在通缩环境下实行负利率政策，就是为了降低实际利率，刺激投资需求。简言之，面对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和金融资源误置，央行更愿意保持货币政策的偏中性和融资规模的适度扩张。
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来降低增量融资成本，用总量性货币政策来降低存量融资成本。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对增长前景和通胀走势的评估上，央行有着与市场不同的视角。 去年十月非对称降息以来，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放松节奏上一直偏于谨慎，市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屡屡被打折。当前经济放缓尚属可控，未及目标区间下限，倒是经济对就业的非线性冲击，可能成为央行再度祭出总量货币政策的催化剂。
2012年3月以来，中国CPI与PPI已经连续34个月出现一正一负的偏离。所以，PSL向商业银行的全面拓展，其抵押品的进一步扩容应该都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挂钩信贷投放，降低增量融资成本。总量型货币政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那就是能够迅捷、明确而充分地传递宽松预期。
一般来说，经济萎缩和通胀下滑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去年央行应该汲取了类似的政策思想，在确定通胀出现趋势下滑后，降息以维持实际利率的中性。